存在，并暧昧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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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，并暧昧着


上海壹周 记者 杨扬
2009-06-23


　　弥子瑕为卫灵公“余桃”，龙阳君为了魏王对鱼哭泣，汉文帝赐邓通铜山，汉哀帝为董贤“断袖”……温和、漠视，没有中世纪欧洲对-的暴戾，也没有上世纪美国对-的敌视，中国历史中每提及-，始终都像一部暧昧的长诗。

　　“只是一次活动”

　　25岁的Lane和24岁的关含努力在人群中穿行。6月13日，新华路上颇受小资们青睐的棉花酒吧，狂欢的人群将20多平方米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。身高不足1米65的Lane和关含好不容易挤到了二楼的窗口，这里视野良好，可以清楚地俯视派对活动。

　　她们是一对拉拉。Lane是江苏人，在杭州工作；而关含则是美国人，在杭州学习汉语。一周前，从圈中好友的e-mail中获知这个活动，特意赶来上海。“比较新奇，一起来看看。”Lane说，“不过都是老外，也没有认识的人，比较像常见的大型派对。”关含能说标准流利的中文，说到“老外”一词不禁低头莞尔。

　　6月7日到6月13日，“上海LGBT”（Lesbian,g@y,Bi-ual,Transgender：女-、男-、双性恋及变性人组织）及本地-组织自发举办“骄傲周”活动，内容包括讨论会、义卖、派对等，超过1000名在沪-者参加了这次系列活动。

　　“只是一次活动。”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高燕宁如此定义这个所谓的“骄傲周”。他也受邀参与了这次活动中的座谈讨论会。“因为中西方的文化诉求截然不同，这样的活动有积极意义，但不会带来直接、根本的变化。它只是一个标示，很大成分是象征意义，将西方对-的理解象征性地投-过来，但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。”

　　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周丹。2001年，周丹“出柜”， 通过网络公开了自己的-身份，此后全身投入推广-知识、维护-者权益的工作中，一直致力于各种相关的讲座、访谈、志愿活动。2005年6月27日，这位小个子中国律师登上了美国的《时代》周刊。

　　“这就是一个派对，为了开心、聚会，除此以外，其实没有更大的实际意义。”周丹说，“如果要深究这个活动的深层次含义，是必须放在具体语境里的。要移植这样的概念，就要把整个价值观移植过来，这显然是水土不服的。”

　　“三不”背后的压力

　　历史上，比起中世纪欧洲对-的残害、上世纪初美国对-的敌视，中国的态度从来都比较温和。“对-都持‘三不’态度：不支持、不反对、不提倡。从古到今都是如此。”周丹说，“既不打压，也不关注，中国的-长期处于被漠视的状态，默默存在于一个隐蔽的角落。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。”

　　“中国与西方在-问题上的文化语境是完全不同的，西方长期以来对-的压制比较厉害，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，所以他们的反弹也很激烈。但中国历史上，对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暧昧的态度，中国的-历史就是一部暧昧的历史。”

　　对于自己的“出柜”，周丹笑称“绝对非典型”：“中国典型的-都是不出柜的。为-大声讲话呼吁的专家，都是异性恋。”

　　“中国大多数的-，最后还是会异性恋并结婚的。”高燕宁表示，在最近一份关于男性-的调查里，被调查对象中的三分之二都最终选择了与异性恋结婚。

　　周丹在他的法律工作中也遇到过这类情况，为与异性结婚的-者和其配偶提供法律咨询和救助。其中常见的三种情况为：已婚的-要求离婚、异性恋配偶要求离婚、男同和女同为掩人耳目假结婚后离婚。

　　对于不知情的异性配偶是否算“受害者”，周丹始终认为：“对两个人都是悲剧，这种悲剧并不是-造成的。大多数-，自己都是不愿意结婚的。这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压力有很复杂的关系。”而与常规认知不同的是，“实际上-与异性恋结婚后，即使知情，婚姻解体也只是很小一部分——因为离婚成本太高。这不仅仅是-遇到的问题，也是很多正常异性恋婚姻碰到的问题。”

　　“有问题，就有机会”

　　周丹这样定义他的目标：“就是为了‘扫同盲’。”扫同盲，这是周丹发明的词语，“很多人，他根本不知道-是怎么回事，要么无知，要么误知。而没有相同的认知，就不可能沟通，自然不会有理解。”

　　“有问题，就有机会。”高燕宁用基辛格的这句话来形容今日中国的防艾和-问题。他直言男性-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，但是，“防艾很大程度上也促使了-浮出水面。国内国际都一样。这也是男性-比女性-一直都更受关注的一个原因。”

　　曾经有学生问：“我知道歧视-是不对的，但是我的确看不惯其中某些人，这怎么办？”高燕宁这样回答：“你是外地人吧？你在上海是不是觉得自己是‘少数族群’？你希望上海人怎么看待你？这就跟-希望你怎么看待他们一样。”

　　最初开《-健康社会科学》这门课，医学专业背景的高燕宁，初衷“只是想预防艾滋病”，所有的课都围绕这个中心。“我的宗旨也很清楚，就是想要给学生补一补人文和社会科学这门课。学医的人比较实在，因为没有这些理论认知，医生纯粹把他们当做生物体，这种感觉很不好。这些人文理论会帮助他们解读这个人群。”虽然初衷和宗旨都很清楚，但“具体去做，效果如何，其实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。”

　　开课的结果让他备感意外。有学生感叹：“我以前对于看不惯的人或事都会直接表-来，但现在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人，会变得宽容了，不会用原来的固定眼光来套他们，而是会有一种多元化的思维，觉得这也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我的价值观、看待世界的眼光都变了。”

　　专业需要与纯属好奇

　　面向研究生的“-健康”课程，2003年第一年开课时只有一个学生选修，“之后3年是4个，今年是5个。”高燕宁说，“有个现象很有趣，选这门课的，大多都是博士生。”但到了真正上课，“每次来的人几乎能坐满教室，三分之二是研究生，还有本科生、外校生、社团人员，都有，因为其他地方听不到这方面的课。”

　　吴鹏飞就是选修这门课的博士生之一。他从事流行病与统计学研究，在选这门课之前，曾经在四川南充的一次防艾统计调查中接触过-人群。那一次经历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，“当时都是志愿者联系好的，就是很随意很友好，看不出有什么不同。”

　　选课的初衷，吴鹏飞表示更多的是从专业角度考虑。“课题研究的就是艾滋病高危人群——桥梁人群——普通人群这样一个传播途径，这样的课题一定是需要跟一些特定人群接触，比如吸毒者、性工作者等等，-只是其中之一。”

　　但课程让这个已经对-人群具备一定知识架构、严谨的医学博士生感到意外。“很多人文的东西，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。”吴鹏飞至今对其中一堂由潘绥铭教授主讲的讲座印象深刻，“他一直做跟踪研究，对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-人群都有了解，对这些人群都有详实资料，非常生动。”还有一堂课他也至今记得：“当时那个主讲教授请了一个女-者来和我们面对面交流，这种真实接触，和平时看书本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

　　吴鹏飞这样形容自己对这个人群的认知：“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，在他眼前突然出现一个-者，这的确是很挑战世界观的。但是通过了解、交流——就像生物学上有个词叫做‘脱敏期’，就会理解他们只是一个选择，选择没有对错，只有是否合适。”

　　今年在读大三的小薛来自交通大学，是“亲青关爱协会”的前任副会长。这个由大一大二学生组成的学校社团，旨在向青年人推广防艾知识。不像吴鹏飞那样有专业需求，小薛更多的是希望了解相关知识，为此他还把社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带到了《-健康社会科学》的课堂。“我们做预防艾滋病的活动比较多，而对于-这块比较陌生。”

　　之前小薛对于-的了解，全都来自于相关的网络零星新闻，“直到听了这些课程，才开始比较系统地了解。”他的相关经历，是参加过智行基金会的志愿者活动。阳光高大的他，甚至在发放资料时遭遇过搭讪，“我明确表达了自己不是-，对方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走开了。说实话，感觉有点怪，但是意识到对方并没有恶意。只要能充分沟通，就能理解。”

　　如果说小薛选择听课还有工作上的需要，那林敏则完全出于“兴趣”了。属于“腐女”一族的林敏2005年还参与过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孙中欣的《-研究》课程，“那是从社会学角度去解读，而高燕宁老师的课，偏向医学角度。”但无论哪种角度，只要和-有关，都是林敏的目标。她对-最初的印象全部来自耽美漫画，那之前，“只知道男的喜欢男的，女的喜欢女的，叫做-。”

　　始于耽美漫画，但远远不够。“我对这个人群感到好奇，想知道现实生活中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。”抱着这样的心理，林敏阅览了很多-题材电影，“比漫画真实很多，但还是有艺术化的成分。”于是她开始涉猎社会学著作，从最知名的李银河开始，到研究性少数人群的方刚，“真实的-人群和漫画完全不一样。”她说。

　　不同领域的影响力

　　“她们（腐女）是与-相关的一个小社群，她们的兴趣实际是对于-文学的再表达，这种再表达的过程还体现了某种对生活的理解，这种理解是通过改写来实现的，从中得到一种存在感。这也是一种社会多元化的体现。”高燕宁认为，虽然“腐女”理解的-与现实有很大偏差，但她们在了解这个人群的主动意愿上会更为积极，对-的态度也会相对更正面、更友好。

　　对此，周丹持保留意见，“虽然这是一种新的亚文化现象，但仍然属于异性恋中把异性作为窥视幻想对象的范围。所以不能因为她们看-漫画，就假设她们对-人群是友好的。当然，很多‘腐女’对-者很友好，但这两者没有必然联系。比如有一个现象，很多‘腐女’能接受男同，但非常排斥女同。”

　　2001年4月，《中国jing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》对于-的具体论述为：“-不再统称为病态。”但因为与-有关而引起的忧郁、焦虑、失眠，仍然被列为病态。周丹这样解说：“比如我去看医生，说我是-，然后医生问，你开心吗？我说开心的，那就不是病。但是如果我18岁，发现自己喜欢同性，因为这个焦虑，睡不着，影响高考了，这种情况就被认为是病态。”

　　-涉及社会学、医学、法律等多种学术领域，“在整个国际经验中，社会学和医学对-起的作用、影响是最大的。”周丹认为，中国目前对于-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，即使是著名学者李银河，“她的研究并不是走在前沿的，她只是不断地在呼吁，让社会对这个人群关注。但她完成了她作为一个开拓者的历史作用。”

　　尽管认为“骄傲周”这样的活动在中国“并没有实际意义”，但周丹仍然乐于看到它的存在：“这样的活动，只有在今天的北京、上海这种大城市发生。改革开放30年，这些大城市都越来越具有国际化城市特征——多元文化的共存。多元文化共存的必然趋势，就是产生包容。所以城市越大，它的包容性就越强，理解性越大。这在全世界都一样。”（爱白网注：原载于《上海壹周》第452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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